恶性突发事件频生,媒体如何把握尺度?这里有一份报道真经    

  枪击、性侵、自杀、暴力伤害……这个世界,几乎时刻发生着血泪交缠的故事。而媒体,是普通公众了解事件的管道,一头连着焦虑的现场,另一头则是公众亟待满足知情权的双眼。

  在面对此类恶性突发事件时,媒体报道或因歪曲事实而失信,或因主观评论惹争议,或迫于舆论压力而失语。媒体究竟该如何操作?本期全媒派(ID:quanmeipai)带你透视海外恶性突发事件报道中,各家媒体的困境、抉择与出路。

  恶性突发事件报道的恶性后果

  唯快至上、新闻价值、扎堆报道

  速度VS真相

  及时性是新闻报道的基本特性之一,尤其在突发事件发生后,快速的反应也是抢占首发、独家新闻的制胜法宝。但过分追逐时效性,可能会让记者忽视事实核查的重要性。

  2011年1月8日,亚利桑那州Tuscon的大规模枪击事件发生后,众议员Gabrielle Giffords身受重伤。NPR率先发布了议员“死亡”的消息,随后众多媒体未经核实便进行大量转发,其中还包括知名的CNN和《纽约时报》。

  而这则假消息,是记者尚未达到现场的情况下,根据目击者“随着枪声响起她瘫倒在角落里,头部有明显的枪伤,血正在流过她的脸”的描述进行的主观臆断。

  在假新闻被迅速转发的同时,NPR的社交媒体编辑也向数百万的Twitter粉丝发送了同样的信息。社交媒体的裂变式传播使得假新闻迅速扩大其影响,不仅给当事人造成负面影响,还极大地消解着公众的信任与媒体的权威性。

  “这是一个人, 医生才能宣布她的死亡, 而新闻不能。”曾风靡一时的美剧《新闻编辑室》,在观照现实中展现了新闻人对专业主义的坚守。

  公共价值VS个人利益

  “纽约时报书评”回忆录的一位作者David Carr曾写道:“车祸以不同的方式发生,但都以同样的方式结束,我们其余的人都只能怀揣同情心进行围观。”突发事件报道最重要的是要尽最大可能地还原事件始末,满足公众的知情权,但却要考虑呈现的方式。

  因车祸而被迫截肢的Mrs. Shulman曾以侵犯隐私为由,对名为On Scene Emergency Response的纪录片节目提起诉讼。起因是,在未经她本人同意的情况下,该节目中前来救援的直升机医务人员拍摄并播出了救援的全部经过。法院表现出了对第一修正案的充分尊重,认为“对实施救援过程的报道是公众应该知晓的内容,具有新闻价值。”

  法律的刚性赋予了媒体言论自由的权利,但并没有解决道德问题。媒体在报道时应该怎样平衡公众知情权与当事人的隐私权,以及对受众的影响?

  专业记者协会(SPJ)的道德规范中列有“最大限度地减少伤害”原则:新闻伦理要求记者对信源、当事人、同行和公众都给予一视同仁的尊重,在避免潜在伤害的前提下满足公众信息需求,并且对可能受报道影响的人给予同情。

  扎堆式报道引争议

  2018年5月20日发生在德克萨斯州圣达菲高中的枪击事件,已经是美国今年以来发生的第22起校园枪击案。

  德克萨斯州圣达菲高中的抗议活动

  针对媒体在社交平台上大量的集中化报道,枪支权利活动家Colion Noir在他主持的节目中说道:“是时候结束为了追求收视率而进行的大屠杀报道,因为这会杀死我们的孩子。”

  这并不是NRA(全国步枪协会)第一次对媒体大规报道枪击事件的不满指责。在Parkland高中发生枪击案后,NRA发言人Dana Loesch在CNN市政厅的演讲中提到:“传统媒体中的许多人喜欢大规模枪击,媒体人在意的不是悲剧,而是收视率。”

  两年前,美国心理学会的一项研究将2000年至2016年大规模枪击事件成倍数增加的原因解释为“媒体的传染效应”:当媒体大规模报道枪击案件时,人们大部分的注意力都会聚焦于射手身上。“年轻人只要点击视频,扑面而来的枪击事件报道会轻易地让他们沉浸在暴力文化中。”NRA主席Oliver North说道。

  在当下的社交媒体时代,格伯纳针对电视暴力内容提出的“涵化”效果不但没有减弱,反而愈演愈烈。

  突发新闻报道应遵循的原则

  敏感事件、敏感人群

  面对敏感事件和敏感人群,媒体究竟该遵循怎样的原则?

  先来看IMPRESS的编辑执业守则中对自杀事件和关于侵害儿童的报道作出的相应规范:

  在自杀时事件的报道中,媒体不得通过提供不必要的细节或发布对于某人自杀原因的毫无根据的猜测,从而导致他人模仿;针对侵害儿童的案件,媒体必须保证涉及性犯罪案件中作为受害者或证人的儿童不被认出,不要提及被告与受害儿童之间的任何(家庭)关系。

  自杀事件的报道规范

  慈善机构Lorna Fraser的一项研究显示:25岁以下年轻人的自杀率仅占英国所有自杀死亡人数的11%。然而与其他年龄组相比,媒体更倾向于对青少年自杀的故事以耸人听闻的方式进行报道。

  影响年轻人自杀行为的原因多种多样,相较于成年人来说,他们的心理承受能力也更加脆弱。媒体除了避免提供自杀方法的细节以及图片外,还要发挥积极作用,比如给那些易受伤害的人进行提醒,并且提供预防的方法,还可以鼓励抑郁的人们寻求有效帮助。

  在报道自杀事件时,媒体不可避免地会涉及到对死者家属的采访。

  由利物浦约翰摩尔斯大学的Jackie Newton和斯特拉思克莱德大学的Sallyanne Duncan博士进行的一项研究表明:虽然死亡事件是令人悲伤的,但部分涉事的家庭“非常愿意与媒体交谈”。在某些报道中,部分家庭会感到“被排除在外”。

  所以在死亡事件发生时,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记者能否进行采访,而是以何种态度、方式提问。

  志愿机构Samaritans专门为情绪受困和企图自杀的人提供支援,其新闻和公共关系经理Sal Lalji认为:当记者提出问题时,人们可能会在悲伤和震惊的时刻有所表达,因为他们也试图了解当时发生的情况。“尽量避免说你‘知道他们的感受’,或者你‘曾经处于类似的情况’。”因为,每个家庭或个人的悲伤都是不同的,其他人并不能真正感同身受。

  她还建议:“如果家人不想接受采访,也不要向邻居或当地的人了解情况,因为那只能是猜测。”

  如何在报道中保护弱势群体

  NASP(校园心理学国际协会)一篇有关媒体如何在报道危机事件中承担对青少年责任的报告中提到:

  媒体在对恶性事件的报道中放大令人不安或痛苦的细节,可能会对未成年人造成心理上的创伤。尤其在报道未成年人遭受不幸的事件中,强迫青少年回顾自己的遭遇并谈及感受,会使他们受到心理伤害。

  要求孩子们对不完全理解的情况发表评论,如果他们在媒体采访中认为自己表述不足,也会产生深深的内疚感。

  所以在对未成年人进行采访前,要征得其父母的同意,并且在访谈时允许父母或专业的心理健康辅导人员在场。在采访和报到危机事件时,要聚焦正在好转的事态,尽量减少过分负面的场景和细节描述。

  2017年底,在年仅7岁的Hasini遭到性侵和谋杀之后,传媒行业和社会组织对媒体的相关报道展开了讨论。

  人们在第一时间对此类事件的认知通常都来自于媒体。媒体报道有着界定“虐待、性侵”等行为的权力,因为人们的看法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媒体如何描述这些行为。

  Enfold的Babu KV:一个帮助儿童性虐待幸存者及其家人的非政府组织

  Tulir(一家反对儿童性虐待的非政府组织)的组织倡导者Nancy认为,记者经常使用戏剧性的语言描述犯罪,将公众的注意力聚焦到受害者而不是犯罪者身上。要知道,这些语言往往会给受害者留下不可磨灭的烙印,正如The New Indian(新印度快报)的编辑Ranjitha Gunasekara所说:“互联网时代,信息一旦出现在公共领域,就会永远存在。”

  过多的信息曝光还会导致受害者及其家人隐私的曝光。印度2012年出台的“保护儿童免遭性犯罪法”(POCSO)第23条就规定:媒体被禁止披露儿童的姓名、地址、照片、家庭、学校或任何其他详细信息。

  除了对事件本身的报道外,很少有媒体会关注事件的前因后果,并努力提高人们对儿童受侵害行为的认知。“一旦热度消退,媒体对案件的兴趣将会消失。”对此,印度时报驻地编辑Arun Ram给出了中肯的建议:“为提升新闻报道的质量,解决方法是培养对该领域真正感兴趣的记者。”

  突发事件报道,这波操作可借鉴

  报道、社交媒体、纪录片

  枪击事件的经典报道

  2016年的普利策新闻奖,将突发新闻报道奖授予了《洛杉矶时报》对于圣贝纳迪诺枪击案的系列报道。

  枪击案发生后,《洛杉矶时报》的突发新闻的团队迅速证实了消防官员在社交媒体上分享的枪击事件,并在第一时间发布了一则消息。

  为了增加对枪击事件的报道,《洛杉矶时报》还推出了一个为期八天的实时博客进行及时更新。在后续的报道中,时报发布了对现场医护人员的采访,并且援引联邦调查员发布的调查情况。

  事发当天的17点43分,第一个在Twitter发布枪击事件的圣伯纳迪诺消防部门呼吁公众关注时报的官方网站,强势安利让时报获得了更多的关注。

  圣伯纳迪诺消防部门推文

  晚间22点44分,时报将当天报道的主要讯息制作成了一张图表,方便读者回溯事件经过。

  在之后几天的报道中,《洛杉矶时报》除了对受害者家属的遭遇进行报道、起底抢手的身世背景外,还深入调查了抢手背后可能依托的组织、枪支和资金来源,并对涉事的警方和检察官进行了采访。

  评委对《洛杉矶时报》在此次枪击案件新闻报道的表现评价为:“这是一个当地突发新闻报道的杰出案例,时报尽可能迅速且准确地对事件进行了跟踪报道,并且提供了背景信息、纵深了报道范围。”

  社交媒体在突发新闻中的运用

  社交媒体正在改变记者获取信息的途径,突发新闻的信息源很可能出现在类似Twitter或YouTube的社交平台上。记者们现在更常使用社交媒体发现新闻故事,寻找新闻来源。

  《丹佛邮报》曾获得过普利策新闻奖和Scripps Howard突发新闻奖。在2012年Aurora剧院枪击案发生后,邮报的新闻总监Kevin Dale立即派出记者和摄影师到现场的同时组织策划选题,优先选择社交平台进行发布,并在晚间将一天中在线发布的片段报道整理成长篇报道刊登到报纸上。

  《纽约时报》倾向于在其Twitter账户@nytimes上分享新闻链接。在2013年波士顿马拉松爆炸事件跟进报道中,社交平台也成为时刻更新消息的主要工具。

  突发事件越来越多地在社交平台上集中呈现。全媒派往期文章《社交媒体如何改变冲突事件传播》一文中也曾提到:尼斯突袭事件发生后,视频图文直播几乎成为各大新闻网站的“标配”。即时聚合信息的社交平台,已经成为突发事件传播的主力。

  纪录片探析“世越号”沉没之谜

  搭载着数百名乘客的韩国“世越号”客船,于2014年4月16日意外沉没。

  尽管官方至今没有给出调查结果,民间祭祀论、邪教论、阴谋论甚嚣尘上,还有团队耗时3年,搜集新闻录像、访问视频、纪录片以及官方资料,并且通过采访物理专家,经过科学验证及CG还原再现沉船过程试,首次公开世越号幸存者的另一种证词和资料等客观证据。

  沉船事件相关受访者

  很多时候事件的真相不会自动浮出水面,媒体需要穿越重重迷雾抵达事件的内核。即使最终不能抵达真实,但记录当下,就是在记录历史。《那天,大海》的纪录片注重证据、多方面交叉论证,媒体应该学习的地方还有很多。

  突发事件中媒体如何坚守最前线

  精力、专业主义、理想

  提供后勤保障

  Griffin Communications(格里芬通讯)的内容副总裁Joyce Reed回忆起记者们报道穆拉联邦大楼爆炸事件的状态时感慨道:“坚持了两年的跟踪报道,几位资深记者随着事件的结束相继离开了团队。”Joyce认为精力和情感的持续消耗,让他们失去了报道热情。

  在重大突发事件发生时,记者如何才能随时保持待命状态,并且始终保有足够的精力呢?

  WESH(赫斯特电视台)的新闻编辑Kirsten Wolff给从事突发报道的记者们提供了后勤服务部门,从食物供给到聊天咨询,甚至还配备了按摩休息室。“我也会向公司申请发行、技术上的支持,确保新闻工作室的长期高效运转。”

  “建立融洽的关系也很重要。”Reed认为,虽然情感和心理咨询师可以帮助记者进行调节,但媒体同行的互相鼓励和安慰能起到更好的作用。除了一起经历外,还可以分享报道经验和情感体验。“所以在突发事件报道中,寻求合作伙伴和团队很有必要。”

  专业态度&专业团队

  “要做的就是和尽可能多的人们交谈。”

  Wolff回忆起Pulse Nightclub的大屠杀时说道:“当突发事件发生时,我们很容易调动固有认知去报道。记者们总是认为类似的事件有着大体相同的原因和经过,但其实每件事情都是和以往不同的。纯粹去报道死亡人数以及事件波及的范围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必须让有代表性的群体发出他们自己的声音、说出自己的故事。这是对死者和生者最大的尊重。”

  美国弗格森骚乱事件

  2014年美国弗格森骚乱事件发生后的两年, Louis Post(圣路易斯邮报)一直在跟进事件。“如果突发事件非常重要,请组建一个全职团队。”其主编Gilbert Bailon在接受采访时说道:“我知道这很难,但因为需要较长时间的跟踪报道,所以必须确保有一个致力于关注该事件的编辑和记者团队,以便可以进行深度调查。”

  在思考如何写好一篇报道的同时,还要对新闻进行选择,并不是任何突发事件都具有公共价值。NPR两个月前推送了一则女演员Margot Kidder死亡事件的警报,让众多读者误以为有重大突发事件发生。

  关于NPR如何定义和选择突发事件的问题引起了一名读者的质疑:“我理解NPR是想要首发新闻,但很想知道对于‘突发新闻’的定义标准是什么?是由谁来决定的?”当无数的难民在耶路撒冷死去、南美洲的骚乱还在继续,“而媒体却选择推送一条不幸明星去世的新闻,这让我感到毫无意义。”

  在公众“想知道”和“应该知道”的内容上,媒体要学会做出权衡和考量。

  理想遭遇现实,媒体该如何抉择

  根据CPJ(保护记者委员会)统计的数据,自1992年以来共有1304名记者被杀。“现在到处都是骗子,情况令人绝望。” 这是马耳他记者Daphne Caruana Galizia在2017年10月下午被汽车炸弹袭击之前写的最后一句话。生前的最后时刻,她正准备到银行去做一项调查。

  从2015年《查理周刊》枪击事件,再到最近《首府新闻报》五名采编人员遇害事件,媒体面对的暴力的威胁从来没有停止过。北卡罗来纳州罗利市《新闻与观察者》和达勒姆县《先驱太阳报》的执行编辑罗宾·汤姆林说道:“每个地方的记者都对安纳波利斯枪击事件感同身受,因为愤怒、不理智的人,也可能随时会出现在我们面前。”

  安纳波利斯枪击事件新闻报道

  “信任新闻”的创始人乔伊·迈耶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整个媒体行业都需要(向公众)更好地解释我们的工作、展示我们的信誉,并积极地赢得信任。”获得信任的唯一方式,就是坚守初心,向公众传播有价值的新闻事件。

  2017年,由Laurent Richard获得奖学金后在密歇根大学创办的非营利性调查新闻项目Forbidden Stories成立,旨在继续完成面临威胁、监禁或被谋杀的记者们无法再继续的新闻报道,确保重要的信息能够及时被公之于众。“即使你可以阻挠信使,也不能阻止信息发布。”该组织的成员Rémi Labed说道。他同时也是法国的一名调查记者。截至目前,该国际组织已经招募到45名记者和18家媒体机构进驻。

  媒体在报道突发新闻时也经历着暴力事件,唯一可以对抗的武器,就是发出自己的声音。还好,媒体一直在路上,并且时刻准备奔赴下一个“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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