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人的吃相:行业再烂,个体还是能优雅地活下去    

  媒体是有圈子的。

  但你想确认对面的友媒同学是“自己人”,每天说一句“今天天气哈哈哈”是万万不行的。以园长的体验,最近关系不错的友媒老师都会问:“有没有合适的人推荐?”——这话基本等于在说:是的我司很缺人,是的我司最近内容确实不咋地,是的我们的行业地位岌岌可危,是的长此以往我们可以关门大吉了。这么掏心掏肺的话,我能不引为同道么?

  园长得说,媒体最近很缺人,这是千真万确,包括我司。

  起点是贫,终点是穷

  贵圈的人真心不好招。

  这真不是卖惨,去年一家新成立的媒体(就不说名字了)用双倍价格从各大友媒挖人,效果不错,毕竟媒体人付出回报比太差了。

  然而,时隔一年,这家新媒体挖来的人走了一大批——人一旦尝得甜头就不会满足,会寻找更大的甜头。

  现在,大概没人会觉得内容行业的人还能过上每天不用坐班、一杯咖啡一下午、就着阳光饮着和风写稿子的惬意生活了。没错儿,若是年轻的加缪吐槽的“朝九晚五+结婚=慢性自杀”公式成立,那么其逆否命题:快速自杀=没日没夜+单身狗,便是绝大部分媒体人/内容创业者的宿命。

  机构媒体的起点是“贫”,积累不多,手头没钱;终点是“穷”,走投无路,被迫换行。

  在这笑贫不笑娼的时代,怀揣“求真”的理想没日没夜地码字儿的年轻人,如果知道自己只不过是在一个速朽的时代拿着微薄的收入写速朽的文字,那他还能坚持多久?

  这不仅是机构媒体的危机,所有内容创作者的日子都不好过。园长订阅的微信公号不过200多个,目前保持更新的也只剩三分之一。2016年以来爆炸式增长的公众号规模,终于迎来了萧条时代: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放弃微信公号——别跟我说月入几十万的老师,人那叫“内容提供商”,别拿贫穷的“媒体”标签瞎贴。

  当红写手也会跟落后于时代

  常用汉字有6000多个,掌握3000多字就即可满足日常交流。也就是说,初中毕业生就能识读大部分汉字写就的文章。

  但请不要高估我们的语文教育水平。中国人想写出像样的文章,即便大学毕业,经过特别训练也未必能成。写作不是敲敲键盘就能了事,你得有悟性和天赋,说句大白话,你得有祖师爷赏饭,可惜大部分人没这福分。

  即便有了写作的本事,也未必能意识到且跟上时代变迁。韩寒从博客转到微博,也时不时地在微博发长篇大论。以韩少的名气与人设,文章无论长短,换个平台依然有人追捧,但若他重新注册一个普通ID发文,怕永远都是nobody。当今相当一部分还用十年前“博客化思维”写作的人,大抵都洋洋得意地用两三行没标点的欧化句式,两三屏不分段的豆腐块,甚至玩自怜自嗨的日记体……唉,你们有没有照顾过读者感受?

  即便有了传播思维,引领风气之先,也未必能用上正道。或如一个公司CTO能无所事事地写公号,立人设,上怼天,下怼地,中间怼空气,被公司踢出去之后照样拿大钱,嘴上说怂,公号骂人。即便创业两年,造反不成,自媒体照写不误;或如一枚传统编辑能写毒鸡汤收割情绪流量,篇篇十万加,雇天价助理,包装一个简陋的知识付费课,都能收割几百万幻想三年涨薪50%的职场小白。

  在这个急速坍塌,老手郁闷,新手浮躁,曾经意气风发的新媒体行业,我觉得他们还算善良,起码没震惊体,没造谣,没鼓动民族情绪,没散播伪科学养生文。

  然而这个行业何以就不行了?

  技术的迟滞和内容红利的终结

  技术决定内容产业的分发模式,若技术无进步,则模式就难翻新。从2012年至今,网媒至少经历了三轮模式革新。

  第一轮是2012年开始的社交化Web端分发模式,由虎嗅等一批新媒体引爆,它们有着开放稿源、预筛选、强运营等明显区别于门户的特点。

  第一代新媒体:“写作—投稿—筛选—分发”模式

  WordPress、Discuz! 也有10年以上的历史,而这些新媒体利用这些技术来构建他们的内容分发系统时(虽然后来其中不少新媒体后来也进行了底层重构,但不能抹煞这些简单易用的工具的历史功绩),确实算得上有别于传统广电、报刊和门户的新技术。

  但以2012年推出、2015年真正爆发式增长的微信公众号为标志的第二轮变革,彻底改变了媒体行业的面貌。其品牌口号是“再小的个体,也有自己的品牌”,基本上实现了从一级中心化分发,到二级中心化分发和社交分发的飞跃。

  第二代新媒体:移动化、社交化阅读,更具破坏性

  以2012年推出、2016年真正爆炸的头条号为标志的第三轮变革,虽然没有瓦解微信公号的影响力,但将内容产业拉低至零门槛。

  第三代新媒体:自带平台全用户库,无需运营用户,只要匹配算法即可

  利用逆向单级中心化分发模式,内容生产者无需用心经营粉丝,只要摸准算法,即可拥有比微信公号更大影响力。园长的朋友马老师,已经写过“做号者的江湖”(《内容红利下的“做号江湖”:一天20篇、每篇5分钟、月入5万……》)——一年过去了,无节制地用粪坑化内容“做号”这事儿虽然在不少人眼里已不是性价比很高的生意,但至今有人还不放弃,毕竟以我国之大,收入差距之不平衡,永远有人觉得这是一门划算生意。

  当然,微信公号和头条号的模仿者过得并不好。这并不奇怪,即便在武侠小说中,“以彼之道,还施彼身”也是虚妄传说,你不可能拿天下第一最擅长的功夫来打倒天下第一。齐白石所谓“学我者生,似我者死”,是个很玄乎的概念,大多数人不辨牛马——实在学到的是精髓,而相似的却是抄袭的内核。

  总之,迄今为止,技术带来的流量红利已到尽头,而可能变革分发模式、争夺原有模式流量的技术尚未诞生,这是所有媒体面临的第一个困境。

  媒体熟手在哪?

  比起三五年前英雄辈出的时代,最近一两年能坚持在一线的优秀采编,多数是老面孔,新人屈指可数。有经验的人正在快速流失,新人宁可在作坊中赚大钱,也不愿加入机构媒体,整个行业都面临“人才净流出”的问题,这是所有媒体面临的第二个困境。

  人都去哪里了?

  前一阵子,一家财经类杂志的知名编辑发了一篇招聘“启示”,其中一段大意是,一个工作七年的记者,未必比工作三年的记者更有价值,工资却高很多,这在老板看来很不值得。

  园长也不好吐槽到底是谁自我感觉太良好。在机构媒体中,除了主笔、资深、高级、编委、执行主编之类的头衔,职业上升路径非常有限,要怪先怪机构媒体不给职员太多上升空间。你计算一下中国媒体人的时薪,大概不如汉堡王收银台粉面含笑的美女服务员。

  而我们能看到的媒体从业者(或者说,内容生产者,毕竟你圈大部分人没有记者证),人脉总是要变现的,粗暴点儿的就做品牌公关,温和点儿的则做内容创业,除此之外谈不上什么职业规划。

  内容生产机构越来越流程化。在一篇文章的生产过程中,所有参与者都是流程化工作的一个微不足道的环节,一篇优秀稿件出炉后,很难将军功章判给某一个人享用。在这种环境中,灵感式写作者的“存在感”和“尊严”都不复存在。

  没有人跟钱过不去,尤其是穷怕了的媒体人,或者做个自由内容创作者赚钱,人前人后还是要被叫“老师”;或者写非虚构卖IP拍电影去,钱也不少拿,不会一边写稿子,一边像x端人口一样从隔断间被赶到大街上无家可归;境遇好点儿的,逢年过节,还能琢磨着去哪儿买房子……舒服,体面,何乐而不为?

  有媒体前辈曾说“科技新媒体话语权的最终归宿可能不在媒体机构,而终将向高水平个体离散”(《我为何不愿再关注科技新媒体?》),园长至今深以为然,如果非要说有什么变化,那就是——越来越多的成熟从业者将离开机构媒体,逐渐分化组合,形成“工作室”模式:既可保持水准,赚钱也省力,支出也较机构媒体少得多。

  但对这些“熟手”来说,选择了内容创业也只是走完了第一步,选哪个行业,以什么羊的风格写作,多少也有运气成份。2016年的VR、2017年的小程序、2018年的区块链领域,都曾冒出不少垂直媒体,结果不少媒体人在VR、小程序上踏空,至于今年的区块链媒体干脆已开始成批倒闭。

  如果非要说媒体衰落还有其它原因,那大概就是……以前,有些话你不能说、不该说,现如今,你甚至不能说你以前能说的话了。

  内容创作者的吃相

  1901年,一位34岁的中年人办了一份名叫《世界繁华报》的报纸,以主笔身份在这报纸上连载小说,一写就是5年,引发社会注意。据说慈禧太后根据书中人物与情节拿办了几个官僚。小说很成功,报纸也活了10年,可惜最后作者没得到啥便宜,40岁上贫病交加而死。

  哦,这人叫李伯元,写的小说叫《官场现形记》。在他死前,好友兼债主、《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的作者吴趼人还特地免除了他的债务。(事据《鲁迅、胡适为何看不上李伯元》,作者唐山)

  所以叫好叫座的作品,还未必能养活作者——当然这是百年前的事儿了。

  一百多年过去,“严肃写字儿者”的境遇依旧没好到哪里去,“以文章成名”的难度越来越高了。然而毕竟传播模式一直在进步,互联网世界唯一不变的是自由的技术,这让写作者通过文章快速变现的时代还在继续。

  如果真的不愿放下面子,那么最最最传统的展示广告也没什么丢人的;如果没有那么传统,但对内容质量还有追求,那么“原生广告”也是非常好的选择。园长一向认为,阅读的最终目的是筛选对自己有用的信息,至于文章是不是软文并不重要。多数时候,读者愠于读到软文,要么是文章水平太低,自己被当蠢货愚弄了,要么就是他们乐于“以指斥软文”显示智商优越感。

  这类情况下,作者不是高明的作者,读者也不是合格的读者。

  事实上,Buzzfeed提倡的“原生广告”正在成为国内新媒体的主流盈利模式;即便做个内容供应商也没什么不好——媒体的终极作用无外乎消除信息不对称,让读者保持独立思考的能力,心存良知。这就够了。

  所以,无论这个行业再烂,作为个体的我们还能以较为优雅的姿态活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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