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传媒人的“中兴困局”与“中年危机”    

  

    员工跳楼事件风波刚刚平息,中兴又再次回到了公众的视线。不过,这次的波澜比起上一次要大很多。

  虽然二者没有必然的因果联系,但它们都折射出了当前我们所处的这个社会相当一部分人的集体焦虑。

  这种焦虑也一次次地冲击着我自己的内心,它让我不断的反思自己的“中兴困局”和“中年危机”。

  -1- 每个人都面临一场中兴困局

  很多时候,我们跟曾经的老同学老朋友聚在一起,除了感慨光阴荏苒之外,就是都在羡慕对方或者其他人的生活和工作。

  我们大学毕业的时候,还很少有人进互联网企业,大家都在想尽办法往电视台、报社或者其他传统媒体去投奔,也有的考了公务员或者进了事业单位,还有的进了国企或外企。

  其实在外人来看,这都还算是不错的选择。

  但每每相互遇见,就会发现,那些赚钱多的过得并不开心,那些在事业单位或者国企的人也一腔牢骚,在互联网混得风生水起的人羡慕传统媒体的稳定安闲,在传统媒体晋升到一定职位的人羡慕新媒体的开放创新。

  说到底,不过是每个人对自己的现状都不满意。再往更深里去追究,其实我们这些人中的绝大多数,都不过是一个像中兴这样的、没有什么“核心技术”或者核心竞争力的人罢了。

  无论在体制内还是体制外,无论是升职还是加薪,无论是在新媒体还是在传统媒体,当我们工作一段时间后,就会慢慢发现遇到了一定的天花板,想要突破实在很难。

  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哪一天所在的环境、所在的体制、所在的部门或者所在的领导发生了变化,我们就有可能像被美国扼住咽喉的中兴那样,无所适从。

  2 真正的重围其实是我们自己

  这个时候你再环顾四周,才明白,原来根本无所谓体制内外,无所谓新旧媒体,大部分那些能够脱颖而出的人,在哪里都可以如鱼得水。

  而那些像中兴这样没有“核心技术”的人,无论现在是否正在遭遇成长的瓶颈,如果只靠像中兴这样送外卖,无论我们从哪里跳到哪里,也永远都赢不了未来的竞争。

  有一个在北京挺知名的新媒体混得还不错的朋友,说觉得杭州机会不错想换个环境来突破自己,于是卖掉了北京的房子举家南迁。

  一年之后当我在北京再次见到他的时候,他不好意思地向我苦笑了一下。后来我得知他又重新回到了原来的那家新媒体公司,但是之前的职位却没有了,房子也买不回来了。

  讲这个例子并不是要去阻止大家换工作的想法,而是想说,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把自己的潜在能力和外界对我们的影响估计得太高了,我们以为只要换个环境就能杀出重围,却没有意识到,真正的重围是我们自己。

  像我们这些学媒体和做媒体的人,其实都有一个通病,就是好像什么都知道一点点,但是却什么都涉猎的不够深。别人谈论产品、谈论管理、谈论政治、谈论文化的时候,我们都能够插上一嘴,但也仅此而已。

  所以说,环境的影响固然重要,但是如果我们找不到自己最擅长或最感兴趣的那个方向,我们就永远都无法形成自己的核心竞争力。

  3 大部分人都在原地兜圈而已

  更可怕的是,曾经“姜是老的辣”这样的逻辑,在媒体这个领域的很多环节是行不通的。

  刚刚入职的90后要比那些工作多年的80后更接近于市场需求,他们的创意和想法也更新鲜。

  同样的,00后在区块链热潮中已经狠狠地赚了一大笔,他们哪里想去听你是通过三十年积累还是二十年打拼才总结出的、更何况都未必适应当前新媒体发展潮流的什么宝贵经验。

  这也就是为什么朱啸虎会说我投资从来不投60后的原因。虽然他的话让很多70后和80后听了也难免有些不爽,但有时候不得不承认,这就是互联网和新媒体产业发展的残酷事实。

  尤其是在信息技术和媒体技术加速进化的当下,无论是哪个年代的人,都深深地感觉到自己被技术的洪流裹挟着,再怎样努力奔跑都有一种徒劳无功的感觉。

  很多人喜欢把三四十岁的这样一个上有老下有小的年龄段称为“中年危机”,但是在媒体这个领域,中年危机降临的时间却越来越早。

  2018年,00后的孩子马上就要步入大学校园,而与此相对应的事实是,很多80后和90后们在他们的从业领域还没有取得什么成就。这就是后浪把前浪拍死在沙滩上的真实写照。

  当然,还是如前我们所说的那样,总有杀出重围的人,总有原地兜圈的人。而我们中的大部分人,都是在原地兜圈。

  今天,其实无论是在传统媒体,还是在新媒体,很多80后90后都正在经历一场“上有老下有小”的中年危机。

  那些掌握着实际权力的人正值年富力强的时候,而那些不断涌入的年轻人却早已经在技术、思维、市场和创新等方面超越了自己。

  4 痛定思痛或者与自己和解

  所以,除了你的同龄人在抛弃你之外,比你小的人也在抛弃你。这其实是时代进步的必然逻辑。如果一代人比一代人差,那整个社会就该退化到原始社会了。

  在媒体这个领域也是一样,新的力量会不断地冲击和挑战着原来的产业格局和基本秩序。每一个媒体组织和从业者都应该具备一种深深的危机感。这并不是什么坏事,只是请不要把那些大写的焦虑每天都挂在脸上。

  市场竞争的残酷之处就在于它是达尔文主义的丛林逻辑,优胜劣汰。而政府会出于公共利益、社会稳定或者甚至对既得利益保护的目的,采取一些限制手段来缓解甚至打压这种竞争,或者保护一些落后产能和群体。

  但是竞争和进化的大方向是很难逆转的。只不过政府的调控会给传统媒体以及身处其中的很多人保留一个转型和变革的窗口期罢了。

  在过去变革比较缓慢的年代,人口自然死亡的规律会自动淘汰掉那些不适应整个社会大潮流发展的群体。

  然而在今天,随着变革的加速和老龄化的加剧,越来越多的人都将有可能在三四十岁左右的年龄就已经开始了他们的“中兴困局”和“中年危机”,这其中的相当一部分人后面的四五十年都有可能在这种焦虑中渡过。

  缓解焦虑的方法有两个。

  第一,痛定思痛,苦练内功,打造出自己的核心技术或核心竞争力。希望中兴以及像中兴一样面临着企业和个人成长天花板的大家都能够超越自我。当然,说句真心话,这怎么可能呢?太不现实了。

  所以第二,这或许才是我们每个人作为个体所面临的最现实的一条路径,那就是与自己和解,不断地明白其实自己不过是个普通的人,你再怎么焦虑都成不了大马、小马、大强子和小李子这样的人。

  不如,好好地找一个兴趣方向,或者回归初心做一个匠人,在新闻、评论、影视、创意、文案或者产品、设计、编程、数据、运营等方面做到自己的最好水平。也就可以了,无论在传统媒体还是在新媒体。

  毕竟,我们其中很多人的生活和工作,也没有我们自己口头上说的或者心里面想的那么糟糕啦。甚至,还有很多人在羡慕我们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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